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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漂译港闻 丨 入赘为奴(下)

2020-03-30 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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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内及婚内奴役和人口贩运,在全球范围曝光率都极低。香港入境事务处的记录里,也没有任何卷宗与剥削、贩运移居来港的配偶相关。

  尽管港府记录难觅,在英国、澳大利亚等地,仍保留着类似行径——强迫婚姻——的数据。在这些国家,强迫婚姻是一项犯罪,因为受害者失去了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权。去年,英国内政部强迫婚姻专案组披露,自2005年起发生的1,145个案件中,约有20%涉及男性受害者。他们来自90多个国家,40%以上来自巴基斯坦,其后是孟加拉国8%,印度6%。

  香港女律师协会反贩卖人口小组主席黄幸怡女士说,香港并无一部法律专门针对强迫婚姻或奴隶婚姻,相关条文是散布在其他法律中的,例如《婚姻条例》(规定双方自愿成婚的法定年龄)和《刑事罪行条例》(禁止与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

  “我们需要一个与时俱进的、严明的法律框架来应对不同类型的人口贩运。我希望有一部法律能涵盖所有内容,但制订新法需要深入研究,还要游说政府通过,花费的时间会更长。”黄女士说,“设法举行强迫婚姻的一方”可能会因向入境处官员作虚假陈述而获罪,可判刑14年或处罚金15万港币。从犯及包庇犯同罪。

  “我相信(通过移居结婚进行的人口贩运)不只发生在男性身上,也发生在女性身上。让她们站出来很难,因为在她们的文化和价值观里,这不是可以公之于众的事。”联合国移民署香港办公室的Qoiriah说,“奴隶新娘回到家中后要面临更重的社会压力,即使她们的婚姻等同于剥削,大家也会觉得脱离婚姻是自找麻烦。一想到公开自己的遭遇便会遭到千夫所指,这样的心理压力太大了,她们无法开口。”

  她说,印尼国际移民组织曾帮助过多名移居香港的印尼籍华裔奴隶新娘逃脱性剥削和强制卖淫。

  心理学家迪金森说,奴隶新郎/新娘“很容易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例如抑郁症或对遭受报复的强烈恐惧”。“很多情况下,岳家可以威胁到奴隶新郎的整个家庭。”迪金森道,“这是个生死抉择。在某些国家,如果女性脱离婚姻,她的兄弟真会痛下杀手。”

  某NGO领导人Nita说,香港专从南亚走私弱势人口的家庭,相互之间还会交流经验。“他们没有半分良心,只剩下纯粹的贪婪。”

  桑杜说,妻子一家人反复提醒他,如果没有这段婚姻,他来不了香港。“为了这个,巴基斯坦人愿意花上百万卢比去办签证。他们说我拿到签证可没花一分钱。”不少巴基斯坦人挤破头也要来香港,当地中介于是搞出带欺诈性质的签证,却漫天要价,桑杜所指的让人花费“上百万卢比”的签证正属此类。

  自从发现香港南亚裔无证移民数量显著攀升,去年夏天,香港入境事务处开始与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加强合作,打击人口贩运。

  Qoiriah提到,辨认人口贩运的受害者是件难事,因为他们通常不知道自己的权利,不知道可以寻求哪些帮助,甚至要仰赖施虐者才能生存。

  她表明,让调查工作者和译员了解人口贩运和文化差异至关重要。“我们需要一个辨识受害者的标准化流程,从而教育一线译员抛出正确的问题。”她补充道,香港已有专案组正在开发这种流程。

  怕丢面子和根植于心的文化、宗教耻感对奴隶新郎心理的影响,如何强调也不为过。重庆大厦的比舒讲道,曾有奴隶新郎对他说,他宁愿为奴,也不愿回印度无地自容。

  “他们躲躲闪闪,所有人都是奴隶,饱受折磨......无偿劳动或只拿极少的钱。”比舒说,“奴隶新郎不相信自己可以从警察或任何能讲自己母语的人身上得到帮助。他们无处可逃,也没有发泄的出口和讲述的渠道。大部分人没有受过教育。”

  巴特也赞成文化和宗教对受害者的影响极大。“如果你不理解他们的信仰,就很难理解他们的处境。一线工作人员,尤其是入境事务处的工作人员,经受的培训尚不足够。”

  巴特曾主动提出帮助警察和入境事务处工作人员提供培训。他曾带一名印度受害者报警,“他告诉警察,妻子拿走了他所有的钱,自己还遭到虐打。警察说,因为见不到他身上有伤,所以现阶段无法开展任何行动,并问他是否需要做验身检查。”

  男人又害羞,又害怕遭到更严重的虐打报复,便没有进行验身,而是选择通过警察与妻子和岳家达成调解,最后以婚内争端结案。事后,妻子一家用此事变本加厉地要挟他。

  巴特和这个人坚持抗争,案例最后移交社会福利署。由于社会福利署没有来自旁遮普的职员,也缺乏对本案的理解,他们的维权之路遇到了重重阻碍。但两个月内,巴特还是成功帮他拿回了护照,逃至印度的一个宗教避难所。

  然而,这样的例子毕竟是少数,卡什这样的奴隶新郎才是典型。卡什34岁,像桑杜和辛格一样,通过媒人安排的婚姻从巴基斯坦的小村入赘香港。新娘家人也曾向他保证在香港会过上好日子,现实生活中,他也逃不过工作日连轴打工,休息日给妻子一家做牛做马的命运。

  甫一踏上香港的土地,卡什的护照便被没收。他随时处于监控之下,不得与外人接触。“我跟他们说,我实在做不了这么多,但他们说我必须得做,否则就会扇我嘴巴,说完还哈哈大笑。”

  故事的转折发生在五年之后,小舅子用小刀捅了他。“没错,我流血了。”卡什回忆道,“他们却说这不过是一点儿小事。我害怕死在这家人手上。”

  卡什在那个夜晚逃了出来,全身上下只有一套衣裳。他没有可以联络的人,也不会说英语。

  “有段时间我没有一分钱,只能睡大街。”后来,他搬进重庆大厦,与许多南亚人挤一个小房间。

  巴特向入境事务处报备了卡什的个案,尝试帮他续签。AG下载但入境处无法给卡什续签,因为他已经没有了保证人。

  “入境事务处应该出台一项政策,向这种婚姻里遭虐待和奴役的受害者发放签证。他们妻子的家人绝不会来入境处承认:‘噢,对呀,我们确实虐待了他。’最终,他们的签证申请会遭拒绝,并要在三至七天内离港。这个结局令人非常、非常难受。”巴特说。

  巴特已与卡什失去了联络。他可能还在香港,成为了一名无证移民。“他从奴隶新郎变成了鬼户,切实存在却无法被证明。”

  巴特为太多持受养人签证来港的奴隶新郎办过延期申请,多到他自己都记不清。“入境处只有一种回应,那就是看有没有保证人。没有保证人,就没有签证。他们从不考虑申请者遭受的身心伤害。”这些签证到期的男人,大多会成为黑移民,在建筑工地、餐馆和外卖公司打黑工。

  倡议者们认为,如若香港有完善的反人口贩运法,这些受害者就能得到法律保护。

  对于披露更多奴隶新郎问题相关讯息的要求,港府未作回应,但保安局发言人称:“虽然香港尚无一部针对类似人口贩运及强迫劳动的法律,我们却有全面而坚实的法律框架来应对《巴勒莫议定书》中“人口贩运”定义所涵盖的各种行为,其中也包括强迫劳动。”

  至于保护受害者方面,社会福利署和非政府组织紧密合作,帮助需要栖身之所和其他协助的人,还为遭受暴力和虐待的受害者提供危机干预、心理咨询和临时落脚点。社会福利署不愿透露是否有南亚裔一线工作者参与进来,或者是否已为职员提供南亚文化和辨识受害者的培训。

  巴特说,可以开设一条求助热线,配备会讲南亚国家语言的接线员。他补充道,政府高层的重视,有助于他们辨识和支援沉默的受害者。保障能够像一般市民一样容易地接触到法律保护,以及司法公正,都可以进一步防止受害者及其家人遭到打击报复。

  反贩卖人口小组的黄幸怡女士建议,应为一方来自香港,一方来自其他国家的夫妻提供强制婚姻咨询。“这样可以帮助新婚外来人士了解香港,在香港立足,教会他们如何获得社会服务,更重要的是,教会他们什么是健康的亲密关系。”

  或许比以上这些都重要的,是扭转整个社会对奴隶新郎的看法。毕竟,大多数奴隶新郎正是因为害怕别人异样的眼光,而不敢站出来发声。

  而且,正如巴特所说,即便奴隶新郎公开自己的遭遇,人们通常也不把他们视为受害者。

  “入境处从不承认他们本质上是奴隶。”巴特说,“他们坚称这些男人是身体健全、有自主决定权的完全行为能力人。”

  沙希德·桑杜不愿面对离开婚姻后回到印度可能遭受的难堪。目前,他自暴自弃,屈服于奴隶生活以保全家族尊严。然而,在他本就悲惨、处处受制的人生里,小舅子的虐打频率越来越高,绝望像潮水一般淹没了他。“人间炼狱。”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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